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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抗战事迹回忆录
发布时间:【15-08-03 12:06:43】        阅读: 次
【讲述人——弓寿德,转述人——张珍(弓寿德孙女)】 我的家座落在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的一个小村子——杨各庄,虽说在村子里我们是有名的地主家庭,但善良、诚实、厚道、从不与人结怨的家风使得我们这个地主家庭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时期依旧能够得到村民的支持与保全。 初见王林 自我记事起奶奶就是家里说一不二的老主事,也是全家人最敬重的人,这与她不平凡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自从一九三一年日军入侵我东三省之后,很快就向北平地区全面入侵,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后,又沿陕西、山西紧接着向我中原袭来,八路军奋起抗敌,中华大地燃起了熊熊战火,大家都听说仗打得很厉害,日子每天都在人心惶惶中度过,生怕鬼子打到家门口来。就在战火袭来不久时,当时担任村长的父亲张文法突然带回来一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八路军干部——王林,这个人个子不高、方脸、白净长得很精神,母亲杨淑慧见来了客人就忙着倒水、做饭招待客人,温柔、善良的母亲从来不多事,不知道父亲带回的是谁?他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他与父亲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是默默无闻的尽心照应着,倒是从小习文断字、开过女学堂的奶奶在一旁看出点事来,当下也只是客气的笑笑打了招呼不再说什么。不一会儿,晚饭做好,母亲端上饭菜招呼客人吃饭,当时王林同志很直爽的坐下吃了饭,吃过饭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所以母亲就很纳闷,这时只听父亲向王林同志介绍了我家的情况和每一个成员,然后转身要母亲去拿被褥安排他(王林)休息去吧。奶奶在旁看这人直爽、大方也就没说什么,向母亲点了一下头,就这样,这个八路军干部就在我家安了家,从此他在家中的来来、走走成了平常事,时间久了大家也都相互了解了,他是个很开朗、朴实、幽默的人,每次回来总是谈笑风生,逗奶奶开心、哄姐姐他们玩儿,那时我的大姐也才七、八岁,他就教我的大姐唱红歌、还教她跳舞,有一次部队来了好多官兵,晚上在村里表演节目,趁着这个机会就让我的大姐(小张纯)上台当了一回小演员,当时唱得就是王林同志教唱的松花江上,当唱到高潮时,喊着“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哭声四起,人们哭成一片,大家想早日将鬼子逐出国门的心情更加迫切,从此以后一家人的感情更加亲近了。 全家总动员——挖洞做掩护 过了段时间,台城姥姥家的表姐弓敬民也突然来我家串门,按照常理来说,她过来串亲戚看她的老姑弓寿德老人也对,但在表姐的举动中,我的奶奶心里明白了,表姐和王林同志是同路人,可当时表姐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此时,奶奶替她担心起来,她对表姐说:“三,你这么小的姑娘,怎么胆子这么大,现在世道这么乱就别过来了啊,我不放心。”表姐只是笑了笑说:“老姑,没事儿,以后别叫我三儿了啊,以后得管我叫弓同志。”过些日子表姐又来到我家,这次还带来了一个男人,名字叫许迟远,奶奶是个大家闺秀的出身,当时又是那种封建社会,哪儿能看得过去这个情况啊,当下很不高兴地说:“三,你怎么这么晚又来了,这么晚还往外跑你能有什么事啊?!”表姐依旧笑着说:“没事,老姑,我就是来看看你呗。”此时的奶奶还没意识到,身边的父亲也早已经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了,暗地里早有联系,表姐是负责给王林同志送信、联系的。后来,表姐与王林同志和我的父亲谈完事情,连夜走了,奶奶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心胸开阔,心里虽然担心着自家人的安全,但也明事理,知道大家做的不是坏事,想到有多少抗日战士离家保国,吃了多少苦,甚至连命都不保…于是就将父亲叫到身边说:“文法,人家(王林)离家这么远,到了咱这儿咱可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家保护好啊!”父亲听奶奶这样一说,就放开思想谈了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做好后盾、坚决保护好党和八路军来的人!得到奶奶的认可后,父亲更是放心大胆的干革命了,于是招呼全家人召开家庭会,给全家人分了工,要先挖地洞,母亲陪着奶奶在家,奶奶负责帮助王林同志编写材料;母亲还要负责来者的衣、食和安全,母亲杨淑慧专门给王林同志做了粗布衣裳和布鞋,把他打扮成一个农民的模样,方便出门,当时王林同志高兴得不得了。另外,母亲就是一心想着怎么把来家里的八路军保护好,在母亲眼中他们都是干大事的人,随时都有危险,绝不能出一点差错,为了他们的安全,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挖洞。 对于挖洞大家经过缜密的思考,先制定好方案,选择具体的地点、实施的人员和挖洞的时间,洞的地点就选在了前头院的厕所内,在厕所内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用砖垫好,中间垒一个口子,上面盖一个能活动的木板,平时板上撒好多灰以作掩盖,组织好方案后全家总动员,晚上开挖,一边挖一边往外背土,家里不能留土,不知道挖了几个晚上,洞终于挖好了,全家都很高兴,松了一口气,等真有情况的时候王林同志就这以在这里藏身了,因为这个洞是专门为王林同志挖的,但是当时王林同志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有特殊情况,洞口必须由我母亲杨淑慧负责来盖,不能让过多的人知道,因为母亲细心、能干、又不多说话,所以王林同志很放心,大家也一致通过。 在那个特殊时期,年轻的母亲经过一次次的惊险也变得胆大起来,这天,听到日本(人)要进村的消息了,母亲的心通通直跳,急忙把王林同志叫出来向洞口跑去,她很快的把洞口的木板打开,将王林同志隐藏在洞里,然后把木板盖好,上面撒上些脏东西和灰做好伪装,确定看不出破绽后迅速离去,在院里装得象没事儿人似的,由于母亲很年轻,奶奶就把她叫到屋里去说:“在屋里吧。”不一会儿,日本(人)真进院儿了,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生怕鬼子四处搜,结果这一次鬼子只是在院里转了转就出去了,母亲出来看看外边真的没动静了才敢把洞口打开把王林同志叫出来,经过这次的考验,全家人又有了挖第二个洞的打算,这一次选定的地点是在后院瓦房后的棚子里,这个棚子里有农具、柴禾等等乱七八糟东西的很多,洞口选在了柴禾垛下边,这回这个洞比上次那个要大,是专供八路军同志来碰头开会时用的,为了安全起见,第一个在厕所的洞是除王林同志和家里参与挖洞的人之外谁也不让知道的,包括外边来家开会商量事的八路军也不能知道,因为王林同志在这里住得最多更容易让人起疑心,他面临的危险也要更大。挖好第二个洞以后,为了便于隐藏所有的来人都在后院的瓦房那边吃饭、开会,他们的饮食、放哨的任务全由我母亲来打理。 日本(人)进村——被遗忘的孩子 有一次,外边又来人开会,所有人都把重心放到了后院,去到后院打掩护,母亲赶忙把刚学会爬还爬不好的男婴放在前院东房下的阴凉里,就去后院为大家忙活、放哨,由于当时院子又大又深,而且前、后院都有大门,谁也不知道一旦发生危险,鬼子会先进到哪个院儿,母亲就一直没离开后院,紧张得把前院放着孩子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一直到给大家做好午饭饭菜上桌后才想起了前院的孩子,当她跑去看的时候,孩子一动不动的趴着,脸贴着地,赶紧抱起后却发现孩子已经死了,母亲心疼的抱着孩子不敢出声,哆嗦着把孩子放回屋里回头去见我的奶奶,擦着眼泪站在奶奶面前低声说:“娘,出事儿了…”奶奶问:“怎么了?”,母亲回答说:“孩子..孩子晒死了…”奶奶含着眼泪说——别啼哭了,快给孩子拾掇好,找个人把他送走吧!今天家里有人什么也别说,快去吧。母亲流着泪回到前院把孩子包好,从外边回来的爷爷知道后也很难过,但因为家里还有更重要的事,就匆忙找了个人把孩子“送走”,一切工作就又恢复正常了。 转眼又是一个冬天,母亲又生下一个男婴,孩子生下三天之后,母亲就起来恢复了原来的一切工作和活计,她拖着虚弱的身体一边干家务一边伺候奶奶照顾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压力很大奶水也不多,快过年的时间,天特别冷,冻得手都拿不住东西,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差,只有奶奶的屋里才烧着一个火盆,这天,王林同志又回家来了,奶奶住北屋东头,他和奶奶住连间儿(也就是住北屋西头),因为天气寒冷,他穿得单薄,母亲急着拿了爷爷一件衣裳拆了赶紧给王林同志做件棉袄,因为母亲住的西屋孩子多,炕上没有地方,她就趁着晚上去奶奶炕上做棉活儿,赶制了一宿的棉袄终于做上了,直到天亮才回西屋的母亲,一看,最小的孩子本来就吃不饱加上夜里没大人的体温护着,又饿又冷已经冻死了,母亲哭着去告诉奶奶,奶奶也哭着对母亲说:“咳,别哭了,你看是这乱腾的时候,这么多人都吃苦、受罪,不定多少人连家都回不去了,咱这算什么,把孩子拾掇好叫人送走,先管着大事吧。”现在想来,接连失去两个年幼的孩子,对于一个年轻的母亲来说是多么地伤心,这种伤心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王林同志得知此事后,对母亲十分感激,同时更加认可了全家人的革命热情,对我们这个家更加地信任和亲近了。 鬼子搜查 有一次,我们全家人和王林同志都在奶奶屋里(北屋东头)歇着,外面一点风声都没有鬼子就突然来了,当时,奶奶、母亲和姐姐、大哥都在炕上坐着和王林同志玩儿,只有五岁的二哥张志宁在外屋自己玩儿,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有人在和二哥低声说话,二哥说:“你做么啊?”那个陌生的声音也说了声:“你做么啊?”母亲转脸从门帘缝看去,这一看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一个鬼子用枪托子墩着我二哥的后背在和他说话,母亲看到这情况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一个手势就把王林同志摁倒在奶奶的身边,这时奶奶迅速将自己裹着的被子拉开裹住了王林,她和母亲象是提前演练过似的就把王林同志裹在了奶奶偎着的被子里,屋里的孩子们一看这阵势也都吓得不敢动弹,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想着屋里的情况、揪心着被枪托一下一下顶撞的二哥,母亲强忍着不敢出声、也不敢出去把二哥拉回来,只能听天由命地由着他天真的跟鬼子对话:“你做么啊?”鬼子当时也重复的回着同样的问话…也许是小孩子的天真使鬼子对我家放松了警惕,直到最后鬼子看了看二哥说了声:“小鬼。”直接出去了没进里屋,大家听外面没了动静知道鬼子走了才松了口气,王林同志从奶奶的被子里出来后说:“你们俩怎么那么快啊!把我摁蒙了,幸亏没进来,要是进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后果哩,你们都得跟着我吃苦头,又逃过了一劫,谢谢大娘、大嫂,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后怕”。 刚开始的时候鬼子很少到杨各庄来,只是听周围村的消息说鬼子到了郎仁、郝村、大兴、枣营等等地方,这天我大伯张文祥出去打听消息,刚走到街中间就有人说大兴住了日本子了,大伯又往南走了一段,又听说鬼子已经出了大兴村了,他赶紧到村南口去看,果然看见南边尘土飞扬的,大伯赶紧也往回跑,见人就说:“快!日本从大兴过来了,快跑啊!”跑回家对我母亲说日本来了,快叫老王赶紧跑!经过了一段时间磨练,母亲飞快地进屋叫了王林同志、同时拿了干粮说:“带着这个快跑,从后门走。”大伯带着王林一气跑到我家的杆子地里(村西北的地方叫沙土疙瘩),这个沙岗子是南北走向,中间的西坡上有一棵歪脖子榆树,趁着在榆树下歇劲儿的时候,王林同志观察了一下地势,选择在沙坡西边趴着观察敌情,这个地方可以同时看到杨各庄村通北马、茅山卫的必经之路,直到太阳落山也没听到动静,两人这才敢放心回家,后来知道这次日本人确实是来了,但只是由此路过。 后来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多次,我母亲有空就到村北口和几个妇女去站岗,一有消息就赶紧往家跑……有一年的深秋,庄稼都没收哩,突然有人说郝村有日本(人),说不定今黑家就到咱村了,母亲赶紧回家告诉王林,商量对策,后来王林同志说:“郝村这么近,过河就到,我不能在家里。”晚饭后,母亲就抱着孩子,拿了我父亲一件褂子,从后门出去把王林送到出村向北走的黑豆地里藏身,这天晚上突然降温刮起了大风,墙外大杨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整晚的响,母亲听着外边的动静、担心着这么冷的天王林同志穿得太单薄这一晚该怎么过,整晚也无法入睡,在油灯下纳着鞋底、盼着天赶紧亮,到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确定鬼子不会再来,赶快到黑豆地边咳了两声,把王林同志接了回来,此时的王林头上、脸上、浑身上下都是土,当天鬼子要来本来就让人很紧张了,再加上这突然的降温,王林同志独自在外躲了一整夜精神和身体上不知道受了多大的罪,没想到他回家后哈哈大笑,说:“要是演猴子就不用化妆了。” 有一天,街里的脚步声惊动了院儿里的奶奶和母亲,听走路声象是日本鬼子,这时王林同志就在屋里,听着脚步声一步步的近了,这次没有机会往外边隐藏、下地洞也来不及了,怎么办?母亲心急如焚,情急之下,她跑回屋抱了个被子向北屋跑去,这时的王林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母亲也没来及说一声,一把揪住王林,打开柜门推了进去,把手里的被子折了一下盖在他身上就去了我奶奶屋里假装做针线活,准备进院的鬼子被奶奶拦住,奶奶说:“没人,就我一个,都出去了……”,母亲在屋里听到奶奶大声说着些什么:“我有病…”因为奶奶常年体弱所以长得又黄又瘦,但是这时奶奶跟日本人在门道里故意大声的说话,意思是不叫屋里的人太害怕,可这个日本人还往里走,没办法,奶奶只好跟着日本人往里走,走到院中间时,日本人停下来四处张望,奶奶好担心万一日本人进了屋,屋里还有王林同志到时候该怎么办,母亲也在屋里观察着外边,想着万一有事该怎样应付,那日本人也许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担心危险也没往屋里硬闯直接走了,奶奶一直跟着他出了门,看他走远这才回来看王林,当母亲和奶奶把他叫出来时,他出了满头大汗,说着:“好热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哩,就把我推进去了,还捂个大被子,好热啊” 虽然都只是虚惊一场,但在那样的环境中跟着王林同志大家也学会了机智应对,积累了不少的应变经验。 王林遇险 有段时间,鬼子的活动越来越近,并且在郎仁打了一大仗,死伤的人很多,到天黑才听不到枪声了,坐不住的王林同志和我父亲张文法、大伯张文祥,晚饭后就焦急的要去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牺牲,三个人带着火柴去了郎仁,用火柴照脸,挨个儿的找,一直找到后半夜才回来,还好没找到熟悉的人,过了几天,负责打听消息的大伯张文祥一出门就遇到一个人从街里往南跑,大伯一问,这人说:“快着吧,村北里黑马队快进街了!”听到这,大伯急忙往回跑,这时王林正在院子里站着,看到大伯着急的样子上前来问,大伯气喘吁吁地说:“快点!(村)北口儿马队要进街了!”说完大伯撒腿就往外跑,因为家里男人多日本人会更怀疑、危险性更大!此时的王林已经来不及隐藏了,急得在院里大声喊着:“这是怎么搞的?!这怎么办?!”奶奶看此情景,回身从屋里提了一把瓷壶、一个茶碗,拿了我大伯的一件粗布褂子急忙说:“快穿上!”不解的王林说:“干什么?!”奶奶为了让他平静下来,用从容而严肃的口气说:“别说话,到什么情况你也不要说话,一切由我应付,你口音不对不要说话,跟我走!”母亲见情况危急,就向孩子们摆手,孩子们无声的、小心的跑了过来,这时候,奶奶和王林已经进了南屋,南屋里有一个炕,上面有床被子,奶奶和王林说:“快,把水泼在地下,拿灰盖上,记住,出什么事你也别说话!”说着,奶奶急忙上了炕盖上被子,面向门口,黄瘦的奶奶真的像一个重病不起的病人,她嘴里嘟囔着:“都偎着我跪下,你(王林)不要回头,别怕,你是我娘家侄子。”这时的王林也只好听她的了。大家都听着日本人的皮靴声一步步的走进院子,心都揪了起来,孩子们吓得都不敢抬头,母亲一脸的为奶奶这个病人难过的样子,此时的王林心里又怕、又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又担心我奶奶这个面黄肌瘦的农村妇女能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么危险的情况……一直念叨着:“大娘,你可别撵我…到时候你可别撵我…”奶奶严厉地说:“别说话!说了不叫你说话!”听着皮靴声在院子里四处地转,然后奔着屋里来了,进屋的日本人用刺刀挑起门帘一看,看到炕上躺着“病人”,地上又有吐了的东西(实际上是奶奶让泼的水和盖的灰),嫌脏怕传染病,马上又放下了门帘没敢进屋,这情景只有面朝门口的奶奶看在了眼里,她不停地哼哼着,王林也跪在奶奶面前,深深地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进不了里屋的日本人就在外屋翻腾,看见有几条装着粮食的布袋,用刺刀狠狠地把几袋粮食全都刺破了才离开,听着脚步声慢慢的远了,王林猛的抬起头来对着我奶奶磕了个头,张口就叫了一声娘,说:“娘,以后你不要给我叫老王了,叫我三儿吧,我是你的三儿子。”从这以后王林就成了我的叔叔,跟奶奶更是无话不谈,给奶奶讲了他家里的情况,说他家是衡水前磨头的,家里也是地主等等等等一些情况,奶奶也拿他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修改文章(这件事记述不详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英雄崔国昌) 因为王林当时是火线剧社的社长,经常会写材料,有时奶奶会帮助他修改文章,据说当时在杨各庄村南里打了一大仗,死了一两百人场面挺惨烈,王林同志不顾危险了解了这一仗的情况决定将这件事写成文章,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机枪手:崔国昌(据本村老人们讲他是崔各庄人)。当时机枪手崔国昌战斗到了最后,被鬼子层层包围,边退边向鬼子扫射,直到最后抱着机枪投河牺牲,为了将英雄的事迹好好的记录下来,奶奶从旁帮助王林编排文章,指导用词。 那时候,吕正操、黄敬等人都来过家里,每次来都是八路军干部谈好工作,如果有需要印材料的时候,奶奶弓寿德、父亲张文法、大伯张文祥再叫上本村的李彦田他们负责在北屋的西头印材料,母亲就在院子里、大门洞里来回转一整宿,给他们放哨。后来,在我小的时候曾经问过奶奶,上咱们家来过多少人啊?奶奶说:“咳!来的人可多了,起码不下五六十人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吕正操、黄敬。” 分地 土地平分前,每当到我家过麦的时候,父亲就主动去叫村里的困难户靳老变、大脚英英,跟着去拾麦子,到往家运麦子的时候把他们又一起拉回来,因为困难户家里都有孩子们,奶奶每次也都安排着,收了粮先给他们每家半车麦子先让孩子们吃上饭,到了秋天家里割豆子时也叫上他们去搂豆叶,到回去的时候还是先把一车豆子给他们两家分了再回头继续干自己的活,家里就这样每年周济着困难户的生活,后来慢慢的父亲有了个想法,送粮不如给地,想把一辈辈种粮——攒钱——买地,再种再攒再换得来的地分出去让困难户自己耕种,他找了奶奶去说,没想到父亲刚说咱把地弄出去点吧,还没来及解释清楚,奶奶就生气、掉泪了,说:“出了一个败家子啊!”父亲是个大孝子,见奶奶生气也不再多做解释赶忙说:“娘,我不了、我不了,别生气了。”不久之后,就开始平分土地了,家里被评成地主成分了,当时凡是地主都要被扫地出门的。当时还担任着村长的父亲对母亲说:“去收拾几件衣服,给咱娘也拾掇一下,咱们出去吧。”贫民团的人们都往回叫,说着:“别走,别走,你们得拿点东西啊,不拿点东西走怎么着啊?”父亲回答说:“不了,不了,你们看着给大伙儿分分吧。”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收拾全家的衣服,就这样父亲主动带着全家老少离开家,去了南头一个叫陈老生的家,安排在他家的牛棚里,晚上就睡在牛草里,但是每天到了夜里都能听见动静,母亲听到门外有响动的时候就去看怎么回事,就发现门口会放着吃的东西或是衣裳,再往后母亲带着孩子出门去讨饭,因为祖祖辈辈下来家里从来都是与人为善所以在母亲讨饭的日子里,只要是家里有人的就赶紧拿东西给送到门口来,还有的看到四处没人就往家拽,让去吃东西走的时候还给拿上些吃的,那时候的生活真是一无所有,孩子大人的吃、穿全凭乡亲们的接济,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个通知告诉让搬家,这才从牛棚搬到了一个油坊里(也就是现在住的地方),解放后王林回来看到这情景就叫父亲跟他一起走,父亲说:“不,我不走,农村的文化还很落后,我还是继续办校、在这里搞革命宣传,你走了我在家里还是一样,咱们常联系,有什么指示你就说,我一定照办、还要办好。”于是,父亲在村里一步步开办了识字班、自编自导革命节目,节目还真精彩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慢慢的学习文化的人多了起来,父亲就找来本村的邢青洲一起办民办高小后来成了民办中学。 奶奶在家里经常写一些当前形势的街头诗、小快板、歌曲……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时,我们村的刘胜彩经常来找奶奶帮她写一些材料,家里孩子多,几个孩子拽着一条被子盖,被子里的棉絮象破布条似的不挡冷,到了冬天睡觉还要戴着帽子,家里没吃、没烧、没穿,当时真是一无所有。那时大姐出嫁、二姐已经长大了一点,家里这情况实在没地方住,刘胜彩就把二姐叫到她家跟她做伴去了,冬天没棉衣穿也是刘胜彩给了她一件旧棉袄。 父亲一个人养活着全家十二口人,这种艰难的日子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但是父母从来不喊苦、喊难,我们的童年就伴随着这艰苦的环境和地主帽子的阴影笼罩一起成长,因为受成分影响,念书的时候虽然都是小孩子也受到许多歧视,所以家里的兄弟姐妹都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都没有太多的文化。 这些年里,王林同志和父亲一直没有断了联系,每年回来看奶奶一回,每次回来都给乡亲们带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每次他回来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王林就一把一把给孩子们撒糖,他会跟岁数大的、认识的人们一 一握手,老党员们也过来和奶奶一起围坐在炕桌旁聊天、说笑,人们都说:“看人家这老婆儿,人家心眼好,人真有福啊。”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到了整风反右的时期,有天,父亲拿着行李去了安平,人们都说是受训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特别担心父亲会受到制裁,但在这次整风反右运动结束时,父亲被评为“全县模范教师”,戴着大红花而且专门为他召开了表彰大会,我们的脸上也感到无比光荣。 大概是在1960年的一天,王林到深泽来采风,顺便回家看看,一进门他就喊:“娘,我又回来看你来了。”说着过去拉着奶奶的手坐在炕头上说着什么,我只听见奶奶说:“别影响了你的前程,别提咱家里的事啊。”王林说:“我还有件事和你商量,我想把珍带走,叫她跟她婶子到话剧团去一块儿学点东西。”奶奶说:“就剩下这一个了,让她守着我吧(因为家里只有三个女孩,大姐二姐都成家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女孩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后一次见到王林叔了。 文化大革命前期 文化大革命的大潮开始了,家里最小的弟弟(排行老七)被迫不能上学,我的情况是不知道谁在墙上写了骂老师的文字,因为我家成分不好,大家都传是我和同村的于杏徐(音)写的,就这样我们背上了骂老师的名头,每天放学我们两个都会被李欣老师关在教室不许回家,黑着灯逼问我们,要我们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直到第三天晚上教导主任韩宗田听有人反映我们的遭遇,特地去教室听,听到李欣确实是在教训我们,第二天严肃批评了他,我们的厄运才算告一段落,连续三天的关黑教室、训斥,很晚很晚才放我们回家,家离学校还有四里路,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天黑路远,又经受着这样的精神上的折磨,就不敢上学去了,因为在学校是听话的好学生,赵青科老师觉得这样不上学可惜了,就让当时的班长陈金贵叫我回去上课,可是,没想到的是毕业考试结束后,哪个学校都不录取地主的孩子,没有办法我只得跟着父亲上了一段时间的农中,后来,因奶奶年事已高又突然摔伤,不得已只能由我回家照顾,三个月后奶奶去世,我也因此彻底辍学了,到了1964年父亲又因胃癌去世,家里的生活就更困难了。 文化大革命 家里本来人口就多,土地平分时又几乎是净身出户,所以已经家徒四壁了,但那时,因为搞运动,学校的学生、红卫兵一拨一拨的来家里搞搜查,茶壶、书...看到东西就拿走,连父亲为了出门买的一双皮鞋都收走了,家里放着好多王林同志的书,记得还有他写的叫“收获”的好多大本子也被无奈烧毁了,母亲、大伯、大娘都被安排去扫大街、干义工(义务劳动不计工),每天都是天还不亮就得早早出门,有段时间大哥每天被叫到大队去,对着毛主席像跪着向毛主席请罪,每次大哥出门母亲都脸色蜡黄,焦急地盼他回来,直到看见他回来吃饭才稍稍放一点心,也只能问问大哥挨没挨打,其他的一切都听天由命。 有一次军宣队到村里来开批斗大会,大伯、大娘、母亲都在台上跪着接受审判,旁边立着一个架子,批斗的时候与父亲一起办学的邢青洲被点名绑到架子上,衣服都被打烂了,打得厉害的时候他惨叫了一声,大伯被吓得浑身一震,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小动作招来了个当兵的,叫嚣着:“你看什么?!你还打算报仇啊(说的是这个意思)!前头去!!!”大伯吓得不知怎么好,就在这时,有个人出来喊着:“你上这儿干什么了?!后头去!”连推带踢的把大伯推到后边去了,当时大伯再也不敢抬头,连谁救的自己都不知道,批斗会结束后大伯还缓不过劲来一个人在台上跪着,过路人去问:“你一个人在这跪着干什么呢?”他这才发觉批斗会早就结束了,赶紧起来跑回了家。直到后来有一天同村的王春海跟家里人说:“那天我要是不推搡我大伯,他就挨了打了。”家里人这才知道这个恩人是谁。那些年,为了免是非家里人轻易不敢出门,忍气吞声的小心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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